孤独的士大夫领袖: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18个月

11月

孤独的士大夫领袖: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18个月

孤独的士大夫领袖: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18个月
【文/调查者网专栏作者 赵冬梅】 统治集团的割裂、党争与政治清洗构成了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一条重要头绪,它的源头能够上溯至王安石-神宗关于“异见”“流俗”的排挤冲击。可是,当神宗驾崩之初,依然存在着新旧兼用共改熙丰法度,防止进一步割裂、完结政治宽和的或许性。这种关于政治宽和的寻求,宋人称之为“调解”。 “跳出前史书写的刻画,去寻觅北宋晚期政治的实践逻辑”是一件困难但有必要尽力的工作。开封凹陷,宋室迁播,痛定思痛,宋高宗有云“全国之乱生于安石”,清晰宣判了“调解”在政治上的不正确。 因而,南宋人往往责怪元祐正人除恶不尽,比方朱熹说:“后来吕微仲(大防)、范尧夫(纯仁)用调解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别离,所以成后日之祸。”“调解”被视为导致了亡国惨剧的严重失误。在这种知道分配下,李焘才会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为司马光辩解说:“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力求把“元祐纯臣”司马光与“调解”切开开来的,还有黄震,震云:“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全国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继承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其实,不止是范纯仁、吕大防建议“调解”,司马光相同也是建议新旧并用,力求宽和。这一点,朱熹看得很了解: 看温公那时已自失勉强了。如王安石罪既已了解,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魁,却于其死,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其时也道要勉强斡旋他。现在看来,这般却煞欠好。要好,便合当显白其罪,使人知得对错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显着其不是之状。若愈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没理睬,怕道要做朋党,那儿用几人,这边用几人,不问对错,不别邪正,下梢还要怎样? 朱熹批判司马光对王安石死后哀荣的处理过于广大,又批判他用人没有严峻区别对错邪正,“那儿”“这边”的人都用。其实,这正是司马光寻求宽和的体现。朱熹还曾严峻批驳以“调解”为“持平之论”的观念,说: 明道(程颢)最初之意就是如此,欲使诸共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同事,令变熙、丰之法。或改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他正是要使术,然亦拙谋。 你欲以此术制他,不知他之术更高你在。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卒至帘前悖詈,开罪而去。章忿叫曰:“改日不能陪相公吃剑得。”便至如此,无可平之理,尽是拙谋。 朱熹的观念无疑带有激烈的南宋年代成见,可是他对“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的调查,却是敏锐的。 宽和终究并未完结,宋朝政治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割裂。宽和幻灭,原因安在?司马光难辞其咎。他于元丰八年五月底出任门下侍郎,次年闰二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登上了人臣权利的巅峰:“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全国之责。” 可是,成果却不如人意。从表面上看,“好像司马光走上了王安石的老路:固执、听不进不同定见”,关于司马光生命终究阶段的政治形象,常常被人引证的,是苏轼的当面临立。苏轼对立司马光全盘康复差役法,“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行。君实忿然”,苏轼曰:“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 魏公不乐,公亦不管。轼昔闻公正其详。岂今天作相,不许轼尽言耶!”登上相位的司马光急不行耐、不加区别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有损坏而无建造,终究“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备”。对司马光的保存主义有着深化的了解与赏识的冀小斌无比惋惜地感叹道:“简直终其一生,司马光坚持着思维与行为的共同。仅仅在生命的终究18个月中,他背离了保存主义的情绪,未经审慎考虑就推翻了简直悉数新法。”冀小斌的感叹能够简略地归结为“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冀小斌:《政治与北宋的保存主义:司马光的政治生计与思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18个月的执政给宋朝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保存主义黯然离场,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政治中宽恕异见的传统遭到进一步损坏,嘉祐成为悠远的绝响,皇帝—宰相的独裁继续加强,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割裂加重,党同伐异的政治气氛继续酝酿,直至哲宗亲政之后,呈现了明火执仗的政治清洗,而司马光,则因其终究18个月的政治行为,要对此负起首要职责。那么,终究18个月的司马光真的背离了此前一以贯之的司马光吗?司马光能否承当起使宽和幻灭的首要职责?司马光与宽和幻灭之间的联系终究怎样? 孤单的首领:司马光的政治挑选与政治品质 依照苏轼的描绘,司马光是在“公无归洛,留相皇帝,活大众”的激烈呼声下,顶着“对立派首领”的光环重返政坛的,可是,若以政治派别首领的规范衡量,司马光的许多做法都令人费解。 榜首,他与同为新晋宰执的吕公著、范纯仁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五月下旬回京,吕公著六月回,“自公著到京”,司马光与之“止于都堂众中一见,自后未尝私见及有简帖来往”。七月,吕公著升任尚书左丞,与司马光同事。元祐元年(1086)正月二十一日司马光病告,遗书吕公著,末云:“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务未有所付,今天归于晦叔矣!” 忧国之深,寄望之殷,令人动容。可是读者在感动之余,却往往疏忽了这封信的最初所泄漏的信息:“自晦叔(吕公著字)入都,及得同事,每与僚寀行坐不相离,未尝得伸悃愊,虽日夕接武,犹隔阔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觌之期,其邑邑可知。”也就是说,司马光与吕公著在曩昔7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进行过面临面的闭门深谈。当然,他们或许会经过中间人交换定见,比方吕公著的长子希哲,从前被司马光召至府中问话: 元祐初,申公(吕公著)与司马温公同为左右相,温公久病不出,申公数于帘前荐吕大防、范纯仁可大用。已而以大防为尚书左丞,纯仁命未下也,温公一日召荥阳公(吕希哲)至府第,谓公曰:“范纯仁作执政固好,吕大防是韩缜宣抚判官,相公何以却荐作执政?”荥阳公即以意答公曰:“相公且看即今从官,谁是胜得吕大防者?”温公默然久之,曰:“是也,都不如吕大防。” 李焘因而慨叹:“二公一起并相,其不相疑如此之深,其易晓如此之笃,前后任事所无也。”即便如此,这样重要的人事任命案,司马光与吕公著居然事前毫不交流,也是令人难以了解。又比方范祖禹,作为司马光的学生、吕公著的女婿,也极有或许奔波于两人之间传递信息。可是,两个高层政治人物之间如此缺少交流,实在是不行理喻的,更何况,他们又面临着如此杂乱的政治形势! 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也明显缺少交流。二人私交更笃,信件往还接近。元丰八年三月至六月,范纯仁在陕西任邠宁环庆路经略安慰使。司马光“昨在洛中,及至京师,两于河中递次得(范纯仁)所赐书”。 出任门下侍郎之后,司马光连修两书与范纯仁,其一谈到范纯仁的调集,“曩承就移庆帅,既践世官,复修旧治,计尧夫(范纯仁字)必乐然上任,然士论所郁郁者犹多也”,有暗示征引范纯仁回京之意,而司马光也确实向太皇太后引荐了范纯仁;其二恳请范纯仁“望深赐教,督以所不及。闻其短拙,随时示谕,勿复踪迹。此独敢望于尧夫,不敢望于它人者也”。可是,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的接近交流,好像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范纯仁就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就终结了。元祐元年四月,范纯仁“以国用缺少,建请复散青苗钱”。至八月,司马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外争曰: 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纯仁失容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即便考虑到司马光病弱的身体状况,二人之间的隔阂也实在令人惊讶。 虽然有太皇太后的支撑,司马光在宰相府的日子其实并欠好过。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罢相出知陈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出知汝州之前,“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 枢密院的分立格式则使得司马光无法干预枢密院业务,只能以“咨目”的方法向章惇提建议,比方:“子厚常言军赏误,何时当与削减改正?边人立小功宜勿赏,此宋璟所以安开元也。”“封事太约,一篇止有两幅,吏去其签,子厚欲有去取,既可贵会议,彼亦有大好坏,但请子厚欲去者去之,余令进入,贵早结绝。”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从前这样描绘司马光的境况:“然光以诚恳直道独行孤立,所恃者惟圣明特达之知,而庙堂同列,略无诚意以助光为善者,不唯不助,而又有吃醋、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于己也。故每议一事,则须唇舌纷纭然后能决;乃政令既下,则表里官吏犹置疑畏,持其两头,未肯尽心奉行。” 这应该是写实。比方,司马光建议康复差役法,蔡确主导下的朝廷也确实在元祐元年二月七日公布敕书,宣告新制,可是,敕书在程序上却呈现了清楚明晰的漏洞,“敕内止坐司马光奏请、后画圣旨依奏,并无朝廷措置处置”。这样一道敕书,摆明晰是要引发各地官员的“疑骇”,让他们了解“庙堂之上,议不合同,各有私贰,故粗莽行下。意欲引发异论之言,及要诸路请求纷繁,指以为不坚定之事”。到四月间,韩缜罢右相之后,权利格式变得对司马光更有利,但问题是司马光不久就陷入了长时间的病告。 苏轼与司马光在差役法问题上产生了不合 第三,新选拔的台谏官员,与司马光之间也不尽同调。前引苏轼与司马光争役法不合,抗言“岂今天作相,不许轼尽言耶”的故事,出自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把这件工作看作苏轼与司马光交恶的原因,以为“君实始怒,有逐公意,会其病卒乃已”;且云:“时台谏官皆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行得,则缘由以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照这个说法,司马光与台谏官的联系就是首领与喽啰之间的联系。可是,苏辙作此说时,明显忘记了他自己就是其时“台谏官”之一员,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苏辙出任右司谏,“始供谏职”。若“台谏官皆君实私家”,不知子由当何以自处? 右司谏苏辙于元祐元年二月丙戌(二十七日)上言哲宗与太皇太后,云:“今二圣拱默,恭己无为,责成于执政大臣,大臣又皆偷合苟容,无足赖者。”其间清晰包含司马光:“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苏辙对司马光的点评乃至不如他在同一奏札中给章惇的点评:“枢密使章惇,虽有应物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苏辙建议太皇太后,“早赐免除(蔡)确、(韩)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全国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 苏辙所属意的宰相人选,必“有过人之高才”,则断非“才不逮心”之吕公著、司马光,而是另有所指。苏辙出任谏官,得到了司马光的引荐,他却建议太皇太后另选高才以替代司马光,显非“君实之人”。因而,他的“台谏官皆君实之人”的说法,李焘以为“恐有私意,难尽信”,删而不取。台谏官在其时政治中的效果,请容下节论说,此处能够定论的是,台谏官与司马光不尽同调。 司马光处理与上述三方联系的方法,明显不契合后世对那个年代的解读。关于政治同盟,他缺少必要的交流;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少应有的警觉;应当倚为臂助的台谏官,他引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坚持共同。那么,应当怎样解说司马光的行为? 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司马光自动的政治挑选,而他的政治挑选则反映了他的政治品质。司马光在方针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而在政治习尚上则是期望重返多元宽恕。 在元丰五年的《遗表》傍边,有司马光政改计划最扼要的表达:“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人;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呵退剥削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尖刻之俗,以复憨厚之化。”这个政改计划包含方针调整与政风管理两方面的内容,而政风管理的重要性不下于方针调整。政治习尚,即“习俗”。司马光关于习俗的知道,遭到庞籍的影响,首要观念是习俗联系次序的安稳,然后影响国家兴亡,习俗上行下效,靠在上之人的引导。 关于熙丰以来的“习俗”之弊,司马光咬牙切齿,他说:“臣窃见近年以来,习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里愁闷,咬牙切齿,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因而,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的榜首个政治建议就是开言路,藉以规矩政治习尚。司马光衡量判别人与事的规范是对错,而非新旧、彼我。所以,在人事上,他既不故意排挤熙丰旧人,也不故意撮合元祐新晋。 而这种政治挑选契合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政治品质。他是以做谏官的姿势做宰相,有意识地坚持着个人的孤立。 与此相关联的,是司马光在引荐人才方面的动作迟平缓保存。同为新晋宰执,吕公著“见陛下有意更张,而缺人裨助,故不避傲慢,辄有论荐”,情绪活跃,动作敏捷。而司马光则是在太皇太后降下御前札子敦促之后,才供给了一个21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司马光声明:只要6人是“臣素所熟知”者;其他15人“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臣虽与往还不熟,不敢荫蔽”。关于“素所熟知”的6人,司马光各自给出了短小精悍的评语,而关于“往还不熟”者,则只列官衔名字,不及其他。这个名单标明“司马光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规范加于他所垂青的臣僚”,它契合司马光诚笃不欺、相对保存的一贯风格。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其说极是。 1905年商务印书馆新编的语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收录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 上述种种,其实正暴露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丧命缺点———他缺少政治斗争的实践经历,把政治简略化和抱负化了。苏辙对司马光有一个点评,正着说是“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反着说则是“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 这个批判相傍边肯。司马光批判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征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抛弃,终身沉草莱”,以权势压榨官僚集团完结自己的建议,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估计,愿望靠着崇高的品德、严峻的自律来感染、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路途。这种一厢情愿充沛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天真。 关于终究年月的司马光,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个人的心里感触。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司马光义无反顾,他深信“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也说过“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来宣示自己的决心,可是在心里深处却不无忧惧,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方自己的境况,这个比方在司马光的笔下呈现了两次。 范纯仁与家园子侄皆司马光接近之人,信中所表达的“危坠”之感,应当是司马光在彼时最实在的感触。隐藏在“危坠”感背面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15年的疏离现已造成了司马光对开封政情、人事的高度隔阂。 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朝廷的各项准则现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司马光对新法只要耳闻目睹的形象,没有深化其间的阅历和了解,“故事多所忘记,新法固皆面墙”。准则不熟,人亦生疏,“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举朝之人悉非旧识”,都是真话。关于大部分朝中士大夫的性格、风格,司马光知之甚少。换句话说,司马光所能依托的人才是适当有限的,他没什么“自己人”。 山西运城夏县司马光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咱们能够为生命终究韶光的司马光画一幅简略的素描:体弱多病,心里充溢忧惧,孤单地耸立在熙丰旧臣与元祐新晋之间,与两边都坚持间隔,一方面要推翻悉数新法,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官僚集团的联合,方针清晰,情绪坚定,关于政治斗争杂乱性既缺少经历又嗤之以鼻。“儿童诵君实,走狗知司马”。朝野上下无数人将改动的期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熙丰失意人奉他为首领,而这个首领,却没有自己的部队。一言以蔽之,司马光是孤单的首领。这样一个孤单的首领怎样或许有才能主导如此杂乱的政局? 代定论:“先帝圣意”必定引发的紊乱 司马光指出“皇帝之孝”不同于普通人的孝道,“皇帝之孝,在于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因而,关于先皇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用以己意遽改之;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不改哉!”《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违,意则在于继承其业,成父之美也”。司马光还对“先帝之志”与施行成果进行了切开:“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竟以私意纷更祖先旧法,致全国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到此为止,司马光完结了对“干父之蛊说”的构建,他以儒家经典为根据,区别了“皇帝之孝”与“庶民之孝”,“承父之业”与“承父之迹”,“先帝之志”与“先帝之治”,然后成功地证明“干父之蛊”、变革先帝弊政是一种孝道行为。 文章到此,实践上现已完结。临到结束,司马光又说:“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权同行处置,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这句弄巧成拙的话,所表达的,是对太皇太后的鼓舞;所流露的,是司马光关于神宗的不满情绪。可是,作为一种政管理论,它于经无据,妇人有三从之道,母亲何尝有改子之义?于理不合。“以母改子”,将道路调整视为太皇太后与神宗母子之间的工作,将置小皇帝哲宗于何地哉!以儒学涵养论,“以母改子”断非司马光之原意。 可是即就是“干父之蛊说”,司马光要皇帝来承当职责,供认先帝所为“有蛊弊”的理论,也不能为哲宗和干流所承受。元祐元年七月,年幼的哲宗在延和殿接见夏国青鸟使,青鸟使“辄妄奏曰: 神宗自知错。 上起立变色,怒”。神宗如无过,何须改焉?神宗与王安石一脉相承,是思维上的父子,不能清算神宗便不能清算王安石,所能做也仅仅捉替罪羊,打落水狗。 在生命的终究18个月,司马光被推上了首领的高位,可是他既无人才部队,也无经历、手腕、对策。他置身于杂乱的政治格式,如黄叶在烈风中,忧其危坠而总算危坠。前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却一件也没有完结。这才是司马光终究18个月真实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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